田国强再回应林毅夫团队：不符事实贴标签式严重歪曲

　　田国强

 

　　2017年9月1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官微发布《NSE专栏|<吉林报告>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总结》（上、下篇，以下简称《总结》），其中对我指名道姓，对我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不符合事实的贴标签式严重歪曲。在此，我郑重要求林毅夫团队进行更正和向我道歉！

 

　　这里引用他们的原文：“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攻讦《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这段引文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严重歪曲，更让人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次争论中，我就是怕有人误解、曲解或歪曲我的看法和观点，在这个《总结》发布之前的几个文章和采访中，我还专门针对这些可能会被曲解或歪曲的地方做了说明和强调，并且将这些文章发到了林毅夫及其一些团队成员所在群，他们中一些与我还有不少辩论，是应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的，但依然如故这样做。事实胜于雄辩，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下面，仅针对我的观点那一段话，给出回应和澄清，以正视听。此外，对政府的定位应该是有为、有能的有限政府给出了阐述。

 

　　1、对《吉林报告》提学术和政策批评意见就是“攻讦”？

 

　　学术讨论和政策研究都是非常严肃的。《吉林报告》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对于他人提出的正常学术商榷与政策批评意见冠以“攻讦”二字，哪里还有征求意见之胸怀？这种态度不仅对我这样，对许多学界、政策部门及其业界的专家和人士从不同角度提出众多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大多采取否定的态度。大家为什么关注这个事？因为政策是有巨大正或负外部性的，很多人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像东北振兴办公室原主任张国宝、原副主任宋晓梧等，都是一辈子做政策研究的，对东北的情况应该是非常了解，也都出来发表看法了，对报告给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建议。我在8月25日的《对林毅夫教授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吉林省开出产业政策的几点看法》（简称《几点看法》）一文，主要表达了两点看法。

 

　　第一，仅对《吉林报告》中要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中的轻工业短板要补上的建议提出了质疑，并没有对《吉林报告》一竿子全打翻。也没有说不应该发展轻工业，只是完全从学术的角度认为，如果政府去主导，“无论是从信息、外部性、激励、效率、公平、风险，还是从改革及其治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有问题”，并且我也是善意提醒不能有漏洞：“报告中也提了许多其他建议，即使那些建议都是正确的，只要有一个政策建议不妥，人们往往就会对整个报告的科学性、严肃性、可操作性打上问号。”

 

　　第二，对他们的看法：“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外商投资较低的根本原因不是营商环境差而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我表达不同意见：“我对投资回报率低原因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只谈发展，只谈政策，不谈改革和治理，是很难让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不解决和有一个基本、基础的元制度环境，是很难激发人们创业创新、产生出工业革命、企业家精神和毁灭式创新的。”提出这样的看法，都是严肃的学术话题，又有什么问题呢？

 

　　2、我对“产业政策”一概否定吗？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我众多文章写得清清楚楚，《总结》一文竟然歪曲说以我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这简直是对我极大的歪曲、诽谤和贴标签。事实是这样吗？我仅在9月6日跟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一道接受《新京报》记者的专访中就多次提到过产业政策必要性。列举如下：1）“解决东北经济问题，并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任何国家和地方都需要和有产业政策，但不能过度”；2）“政府对那些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行业，需要发展的新兴行业，影响国家发展战略及其国家安全的行业(不能仅用经济效益来衡量)，这些都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如制定恰当规则、制度或适度的产业政策，甚至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以补齐短板”；3）“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东北经济也需要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甚至是适度输血，但这都只是过渡性制度安排……”。

 

　　我以上的明确的说法都是对“产业政策”一概否定？这样不顾事实和不负责任的歪曲真不相信是从学者的口中出来的。我就是怕《新京报》采访中三人对谈由于篇幅的原因讲不清楚，引起误解、误会，我又接受了该报专访《田国强谈“东北经济”：不解决元制度环境，很难产出颠覆式创新》（2017年9月6日）（简称《东北经济》）一文中，对以上说法又进行更详细的解释。此外，对发展哪些行业，我也给出了我的看法：“至于东北适合什么样的产业，我认为有竞争力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任何行业都可能发展起来。但前提是，政府需要营造公平公正和有利于激发人们营商、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在此前提下，生态农业、药业、文化旅游、重工业、甚至是轻工业的一些行业都可能会形成竞争优势或差异化竞争优势。”

 

　　请问上面所提到的哪句话能说明我是“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了？可以看出，以上这些都是直接和间接地肯定了产业政策可能的作用。居然就是这么赤裸裸的歪曲，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真的想谎话说三遍，将其变成事实吗？在去年与林毅夫的争论中，很少有人那么极端地认为不需要任何产业政策，大家关注的是产业政策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关注的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

 

　　我研究中国问题2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概否定产业政策，只是说要慎用。我从不否认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行业需要产业政策，例如许多军工行业，那些投资大、回报低、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行业等。对《吉林报告》中的五大具体产业集群的具体建议，在我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如前所述，我也仅仅只是对打造的轻工业短板要政府补上的建议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他四大具体产业集群建议提出批评。怎么就变成了一概否定呢？

 

　　3、我是新古典经济学理念的一味崇尚者吗？

 

　　《总结》一文中冠以“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攻讦《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大帽子，将一大批经济学家统归到新古典经济学流派中加以批判，这让以后海外归来的接受过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群体，还要不要发表经济方面的意见？现代经济学的基础部分，如厂商理论、消费者理论及其一般均衡理论，的确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它们是现代经济学中基准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结论是：在一些理想状态和其他技术性条件下，竞争的市场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比如，根据这个结论，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纷纷制定了反垄断法或反不公平竞争法。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印证了这个结论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然而，对现代经济学真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没有人认为新古典是完美的、现实的、没有任何局限的，在许多情况下市场会失灵的。新古典更多是作为一个提供目标和参照系的基准理论，并且通过严谨的数理逻辑公理化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对经济学其他领域发展贡献重大，但我从来主张不能过度高估它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这点在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中有详细阐述。

 

　　将我归类到新古典经济学理念一派的代表，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经济学界的人士大都知道我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机制设计理论，这个理论主要就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和局限发展而来的。在机制理论之前，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将制度视作为给定的，特别是将市场制度作为给定的，然后主要研究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也就是在什么条件下），市场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毫无疑问，市场无论是从宏观的整体看，还是从中观和微观层次来看，在众多情况下会失灵的。这样，将市场制度作为给定，就非常地不现实，无法解决现实中许多情况下的市场失灵问题，因为现实环境是无法短期改变的。机制设计理论，对新古典作出了革命性、颠覆性的创新，将问题颠倒过来问：给定制度环境（也就是给定国情和现状），什么样的机制或制度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特别是市场失灵，存在问题时，有什么替补机制呢？可以看出，其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如何更好让政府发挥弥补市场失灵上的作用。因此，机制设计理论早就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

 

　　比如，如何让中国的市场机制更加有效运作，让政府定位更加合理，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达到更高的民众福祉，避免政府和市场制度之间的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是深化改革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现建立过程中一个重大挑战，而这需要深化对机制设计理论，特别是对当前热门研究的，具有广泛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支——市场设计（MarketDesign）原理的理解和加强对市场机制设计运用的研究。 市场设计， 被认为是微观经济的工程设计学(MicroeconomicEngineering)，就是旨在科学地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特别是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市场失灵时如何设计类似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激励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问题，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意义巨大，从去年以来出现的这场大争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自然科学基金正在打算设立市场设计的理论和实验的重大课题，其重大意义就是在于如何帮助政府更好地更科学地处理与市场的关系，而不是取一个新名称，在名称上玩游戏，这一重大课题旨在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手段，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在现代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的视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破坏市场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便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也只是设计一些新的机制来修正和维护正常的市场运行，实行分散化决策。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研究老早就大大超出的新古典的范畴。

 

　　我自从1987年博士毕业之后，差不多一直都在做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研究。大多数人由于在学校只学到新古典的内容，就以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全部。然而，上财经济学院博士生的训练不同，我在上海财大13年来，每年都给经济学院博士生上高级微观经济学Ⅱ的课程，每次都是先讲授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后，然后花大部分时间来讲授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公共品及其信息经济学，特别是着重讲授机制设计理论，讲现代经济学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的发展和突破。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整个下册，都是在讲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讲的都是市场失灵，如何进行修正和替补。所有这些，能被你们戴上“我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崇尚者”的帽子吗？我已经算很不走极端了，说话尽量按照学术来，现在却被你们归类为走极端的代表人物。

 

　　4、我只是根据你们的有为政府的集合定义，从逻辑上论证了计划经济下的政府也属于有为政府的集合范畴，怎么能怪我是歪曲呢？

 

　　对于有为政府的政府主导倾向是有为政府这个概念自由林毅夫及其团队提出之后就一直被学界、政府部门和业界的经济学家所质疑的。我以上的论断完全是根据王勇与华秀萍《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简称《王文》）一文中有为政府的集合定义而得出的。根据他们有为政府的集合定义：“新结构经济学定义的政府“有为”，既非“不作为”（inactive），亦非“乱为（”mis-behaving）。如果将政府所有可选择的行为作为一个全集，那么“不作为”与“乱为”这两个集合的合集的补集，就是“有为”的集合，如图1所示。”

 

　　田国强再回应林毅夫团队：不符事实贴标签式严重歪曲

 

　　将以上集合语言变成通俗语言，也可从他们给出的